美股开户者“家用纸制品”在CPI中的权重是0.221%。我并不知道其中“卫生纸”占比是多少，但美国劳工统计局大概会使用前一个月的价格来估计这个CPI项目的价格。
物价指数，比如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基于对“普通家庭”消费的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月度调查得出的。CPI被广泛应用于挂钩各种支出，比如社会保障，还可以反映整体“生活成本”的增减情况，也有助于建立工资谈判的基准。
计算CPI需要2步操作。
首先是确定普通家庭的“一篮子消费”并为篮子中的每一项都赋予权重。每个单独的权重都等于在这一个单独的项目（商品或服务）上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
每年都会对那些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家庭部门样本进行一次消费普查。普查可以确定一个“普通”家庭在较为宽泛的各个消费子项上的消费占比。在美国，最主要的消费构成可以被分为“食物和饮料”、“住房”、“交通运输”、“医疗”、“服装”、“休闲活动”、“教育及通讯”还有“其他”。
这些比较宽泛的分类可以再细分为更小的成分，比如，“苹果”、“面包，蛋糕，杯子蛋糕和饼干”是“食物和饮料”的一部分，“汽油”、“汽车修理”、“轮胎”以及“公共市内交通”是“交通运输”的一部分；“音乐课程”、“活动入场券”、“体育器械”归类在“休闲活动”项下。最细分的子类别是由特定的产品和服务[1]来确定的。例如，当地公用事业公司的家庭电费账单（如纽约的Con Ed公司），由特定公司销售的某一辛烷值的汽油（如Mobile公司）。
美国CPI中“面包”占总消费的权重是0.196%，“蛋糕，杯子蛋糕和饼干”的权重是0.175%。因此，在每月的总消费中，以5000美元为例，CPI的一篮子消费调查显示普通家庭在面包、蛋糕、杯子蛋糕和饼干上花费18.55美元。
1992年，当我开始与一些前苏联国家合作时，我很震惊地发现他们的CPI中面包的权重竟然达到33%-40%。换句话说，他们有1/3的消费都是用来买面包。即使房租、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都极其便宜，他们也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买。也就是说，在每月1000卢布中的总支出中，一个普通家庭每月仅购买面包就要花费350卢布。
一旦CPI中各项权重确定，就需要确定每一样产品和服务，每个月都会在全国的不同市场上观测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前苏联国家中，这项工作并不难。如果所有面包房都是国有的，标准的产品（全麦面包）也都统一定价并且他们不会经常改变价格，那么计算物价指数中33%-40%权重的成本就非常容易。只需要一个公务员给一个面包房打个电话拿到一个价格就可以。
在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中，调查价格则需要大量的工作。美国市场上可能有几十种甚至更多种类的面包，这些面包在不同的地点价格也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城市里都不一样。说到卫生纸，卫生纸也有很多品牌，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卷纸尺寸，不同的卷纸包装，在不同的店里还会打折。我们需要确定一种具有代表性质量和尺寸包装的卫生纸，这样每月才是在跟踪调查同一种“卫生纸”的价格。
“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收集者访问（个人、网站）或者致电全美各地成千上万个零售商店、服务机构、租赁公司和医生办公室，获取所跟踪的数千种商品的价格信息并计算CPI当中的价格变化。我们每月会记录约80,000件商品的价格，这些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价格样本是经过科学筛选的。”[2]
我之所以提到“卫生纸”，是因为我怀疑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见过空空荡荡的摆放纸制品的货架。他们可能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情景，一个查看价格的人一边走过过道，一边疑惑……如果卫生纸都售罄了，贴出来的价格还有用吗？
比商店里没有商品可以定价更严重的问题是，CPI权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洞悉经济和消费者对餐厅停止营业、居家办公、学校停课、体育赛事停办等举措的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延期支付所造成的流动性冲击。
在开始探讨前我有一个重要的提示：
文中的数据来自虚构的普通消费者，他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任何真实的个人或家庭。
这些数据基于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并且是他们在大都市（大约93%的美国人生活在大都市）中面临的价格。农村消费者面临的通胀可能会显著不同。
住房成本代表了租房成本与房屋所有者成本的平均值。
下面这张表显示了美国CPI的主要构成部分以及它们在指数中的权重：
美国CPI中食物和饮料的权重是14.8%。
子类“在家用餐”的权重是7.6%，“在家饮用的酒类和饮料”的权重为0.57%。
子类“在外用餐”和“在外饮用的酒类和饮料”的权重分别是6.2%和0.45%。
“外出”这个子类又被细分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餐饮和小吃”，权重为3.1%和“提供有限服务”，权重为2.7%。剩余部分主要是在单位和学校的食物消费，以及在自动售货机和流动摊位（如快餐车）购买食物。
由于“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餐厅和酒吧大部分都因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停业，学校和单位食堂也关闭了，有人会说如果劳工统计局对消费习惯做一个快速调查，这些项目的权重将几乎下跌至0。而这些项目占消费者支出的3.5%。
我们还可能看到传统外卖的显著减少，即由于普遍颁布了“居家避难”指令，人们只能开车取餐。在人口密集的市区，可能会存在一些补偿性的交通流量，比如汽车取餐或送货到家等。如果我们假设提供有限服务的在外餐饮仍占2.7%的比重，那么问题就在于此前用于其他外出就餐上的开支比例会如何重新分配呢？[3]
在考虑对抗新冠疫情措施对经济中的消费和生产再分配造成的最终影响时，考量消费的减少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以及受到冲击的商品和服务是否已经有可替代的选择是很有必要的。
举例来看，如果我们假设消费者在食物上的消费比例保持相对稳定，那么大部分曾经属于“外出就餐”的开销将重新分配到“在家用餐”这个分项上。如果情况的确是这样，那么对GDP的影响，即经济生产端，将在服务而不是原材料或“生鲜食品加工”上体现出来。与烹饪、餐厅服务、保洁、管理等相关的GDP将遭受损失，并且这些领域的失业率也将显著上升。
的确，从收入端衡量GDP（把所有国内工资、利润以及租金加总），GDP的下降将基本与收入下跌的幅度相同。然而，这也可能暗示了我们可能过高估计了生产端的损失，因为更多的烹饪、餐饮服务和清洁在家里完成，它们是“非市场的”而没有被计入GDP。
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三个大家庭在一个街区拥有三家餐馆。如果他们每家都在另一家餐馆吃饭，那么这家餐馆的销售收入减去食品原材料的成本会被计入GDP。如果他们都只在自家拥有的餐馆吃饭，那么即使实际生产并没有减少，这些产量也没有被统计。（自然也没有税收！）
如果我们想一下休闲活动活动的支出，由于健身房和社交场合关闭，大型文体活动取消，以及户外活动也大幅受限，这些支出也会急剧减少。“会员费”（0.7%），“门票”（0.7%），“运动用品”（0.6%），“培训费”（0.2%）都会大幅减少。然而，有一些特定的项目，诸如“有线电视订阅”（1.2%）的消费比例则可能随着人们对工作、远程教育和家庭娱乐的需求增加而上升。对经济最终的影响将取决于一些大型活动，像是奥运会，是被取消还是仅仅推迟[4]，以及推迟的足球比赛是否还会重新举办等等。
同样，我们预计“信息及信息处理”（3.6%）的相关支出可能会增加，包括电话服务（2.3%），以及“信息科技、硬件及服务”（1.3%）。顺便提一下，根据目前的CPI权重，美国普通家庭在无线网服务上的开支是有线网服务的4.8倍。
受抗击疫情的隔离措施影响，交通运输是另一个我们会看到相关消费减少的分类。占总支出0.8%的机票费已经急剧减少，而3月23日CNBC报道美国消费者在2020年4月的燃油消费将减少200亿美元。
哦对了，以免有人指责我没有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家用纸制品”在CPI中的权重是0.221%。我并不知道其中“卫生纸”占比是多少，但美国劳工统计局大概会使用前一个月的价格来估计这个CPI项目的价格。一旦纸制品重新上架，在无法获得真实数据的任意月份，他们可以用未来和过去的销量加权价格来调整他们的估计。
CPI权重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可以让人们了解特定经济体中某些领域的相对重要性。虽然深入研究一下在疫情封锁期间CPI告诉我们交通运输成本[5]发生什么变化也挺有趣的，但我还是以美国CPI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住房”成本作为文章的结尾。
住房在美国CPI中占比42.1%，包括：
主要居所租金占比7.8%，以及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比22.9%。
租客的租金概念比较明确，就是为了持续租住在其主要居所而每月需要支付的现金。
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如果一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主要居所，他们就不需要支付租金。有人可能会说，自有住房的住房成本与按揭贷款（如果有的话）有关，或与最近出售的类似住房的价格有关，但这些指标都有明显的缺陷。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抵押贷款，而那些有抵押贷款的家庭，贷款的付款方式和期限也各不相同。抵押贷款也包括分期偿还贷款本金，这本质上是向自己支付以增加对住宅的所有权。可比住宅的销售价格也被认为是自有住房成本的一个比较好的替代，但是对于那些在很多年里只拥有一套住房的人们来说，房屋价格的变化与他们的“支出”模式[6]或者是支出的增减方向都不太相关。确实，房价上涨（相应地折算租金上涨）具有财富效应，因为家庭以增长的房屋净值作为抵押借贷，并将更多收入花费在非住房项目上，这与租金上涨给租客的支出带来的预期影响刚好相反。
为了通过找到自有住房成本的替代变量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劳工统计局试图“折算”或估计住房所有者为了租住他们的住宅而需要向其他人支付的租金，也就是租住他们自己拥有的住房需要花多少钱[7]。这可以通过抽样技术完成，观察相似地点的相似房屋的租金。虽然这肯定不是获取拥有一套住宅的实际成本的完美方法，但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衡量生活在自有住宅里的“机会成本”，就是说折算租金基本上就是如果把房屋出租，房主能够预期获得的租金或是如果临时租住在价格相似地区的相似住宅中，他们所需要支付的租金。抽样技术的结果就是给出了一个以合理速度更新且与真实租金可比的概念。
但自有住房折算租金也有一个显著的缺点，正如上面讨论的，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于房租上涨或下跌对租房者的影响而言，折算租金的上涨或下跌对房主在其他项目上的支出能力的影响要小得多。
如果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美国CPI比重很小，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忽略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有必要对CPI中占住房总支出比例达22.9%的这一部分进行分解，特别是这一部分支出大多都是非现金“支出”。与食物、服装、交通以及医疗服务的价格不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波动既不会加剧家庭的资金流动性紧张，也不会带来短期预算限制。而租金的波动则完全不同。
住房抵押贷款的偿还以及房产税确实会令家庭预算紧张。但正如上文提到的，这部分支出的占比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这主要是取决于人口统计学上的特征，比如年龄较大的房屋所有者抵押贷款就比较少或没有贷款。而这些数据无法从CPI权重中获得。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抵押贷款推迟还款或房产税延期与直接向家庭提供收入支持相比哪个更有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对未来几个月内的通胀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剔除折算租金的影响。当美国家庭应对新冠疫情时，这一CPI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评估生活成本并不相关。更重要的是，很明显，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家庭在必需品上支出比例会提高而在“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餐饮”和“航空旅行”等项目上的支出会大幅减少。
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更一般的概念。
当我们试图预测或评估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以及为控制这些冲击而采取的措施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并且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任何仓促的基于往往不被理解的传统统计方法的判断。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标准的统计方法也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缺陷，反映出它们与真正的“生活质量”的差异；低估非市场化工作和产出；没有考虑对自然资源、森林、野生动物、人类生活等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经济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进行比较的“基准”很快就会过时。一般情况下，出于比较的目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可能会忽略这些缺陷，但当经济、消费和生产结构急速变化时，我们在匆忙得出结论之前应该更为小心谨慎。
诸位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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