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段子,说是微信群里谈中医毁群,文史圈里谈王安石友尽。关于王安石争议太大。今天小编从一个股票投资者的角度聊一聊王安石,聊聊王安石变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先讨论清楚,就是变法是否迫切。
宋神宗上台之后,认为国家负担太重,给辽、西夏大量的岁币,导致国困民穷。所以需要采取措施,增长财政收入。
首先,北宋政府花钱买和平,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和老百姓负担,这是事实。而且是屈辱的事实。但是纵观历朝历代,北宋政府及北宋的百姓并不贫穷。甚至可以谈得上安居乐业,很富裕。
北宋变法的迫切性并不是很强。宋神宗作为年轻的皇帝希望摆脱屈辱,有所作为。这个可以理解。对于熙宁变法的初衷,我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年轻皇帝想做一番事业的举动。至此王安石粉墨登场。如果把这次变法类比成一个公司化运作行为的话,宋神宗是董事长,王安石是总经理。
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观点是:天地所生财货,不在民则在官。变法属于与民争利。
就对于财富的认知,王安石是高司马光一筹的。也就是说,我们初步看,王安石是有才的,而且才能不低。
但是最终王安石也走了错路,王安石是实现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然而他是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剥夺民间财富。没有做到创造更多的财富,让政府与百姓双赢。本来王安石的新法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A、青苗法的初衷是,部分农民没钱买种子、农具,政府在此时提供助农贷款,并且在收获季节收取利息。这样做的好处是农民可以增加收入,政府也可以收到利息,增加了财政收入。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之前,陕西转运使李参已经在陕西成功推行。
B、根据青苗法的初衷,在正常年景,多数农民应该是不需要助农贷款的。在荒年的时候,对于助农贷款的需求才会比较多。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青苗法确实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不能有过多的期望。
C、现实版的青苗法,一方面放贷利息高,利息高达20%。这已经是高利贷了。另外,执行中出现了强迫摊派和贫富担保。为了确保穷人可以还上贷款,采用贫富相保的方式。这已经不是理财,而是抢劫了。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了农民破产、逃亡,富人破产的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短期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但是社会总财富创造减少了。
对于熙宁变法失败的缘由,梁启超的评价如下: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关于青苗法的事,我们看看给王安石做传记的梁启超是如何说的。同为变法之人,梁启超对于王安石多有维护,甚至到了只有立场,不顾是非的地步。
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提到韩琦、欧阳修指出了青苗法执行过程中强行摊派的问题。梁启超的说法是韩琦等人攻击新法,好的坏的都攻击,因此他们的抨击王安石毫不在意,不予理会。这是什么道理,只要是反对派提出的问题,正确的也不理会。这不是做事的态度,这是政治斗争的思维。
梁启超提出青苗法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这话是对的,青苗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王安石之前李参也实践了。确实是好法。梁启超说是人的问题,那么是谁的问题。王安石是变法负责人。
梁启超指出了变法失败是人的问题,但是他不认为是王安石的问题,是因为君子们不愿意参与变法。所以王安石只能任用小人,所以变法失败的责任在诸君子。
我一方面理解同为变法之人的惺惺相惜,但是同时也感觉很恐怖。人们为了立场真的可以信口雌黄。
神宗死后,改革派倒台,保守派上台,司马光主政,尽废新法。前面说了,王安石的很多新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执行变法的人。但是司马光也是一个犟驴,谁的建议也不听,只要是变法,一概反对。
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在我看来,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缺乏宰相的基本素养,都太过固执。一直以来,我认为一个人的最大缺点就是固执,固执是一个人的最大性格缺陷,也是能力缺乏的最大表现。
那么怎么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这里小编借用巴菲特的能力圈理论做一个注解。能力圈理论的核心是能力有多大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
首先我认为王安石相对于当时的北宋朝臣还是很有能力的,针对当时的社会流弊提出了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即使王安石才高八斗,变法这个事还是超过了王安石自身的能力。
那么王安石可能的能力缺陷在哪里呢?当时的御史中丞吕诲评价王安石“好学而泥古,不通事务”,看到这个评价后,我第一时间想起了王莽。我的感觉是那些对上古圣贤推崇的人貌似都有些不懂世事。这又让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是曾国藩。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都选择了内方而外圆,选择了和光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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