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段子，说是微信群里谈中医毁群，文史圈里谈王安石友尽。关于王安石争议太大。今天小编从一个股票投资者的角度聊一聊王安石，聊聊王安石变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先讨论清楚，就是变法是否迫切。
宋神宗上台之后，认为国家负担太重，给辽、西夏大量的岁币，导致国困民穷。所以需要采取措施，增长财政收入。
首先，北宋政府花钱买和平，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和老百姓负担，这是事实。而且是屈辱的事实。但是纵观历朝历代，北宋政府及北宋的百姓并不贫穷。甚至可以谈得上安居乐业，很富裕。
北宋变法的迫切性并不是很强。宋神宗作为年轻的皇帝希望摆脱屈辱，有所作为。这个可以理解。对于熙宁变法的初衷，我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年轻皇帝想做一番事业的举动。至此王安石粉墨登场。如果把这次变法类比成一个公司化运作行为的话，宋神宗是董事长，王安石是总经理。
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观点是：天地所生财货，不在民则在官。变法属于与民争利。
就对于财富的认知，王安石是高司马光一筹的。也就是说，我们初步看，王安石是有才的，而且才能不低。
但是最终王安石也走了错路，王安石是实现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然而他是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剥夺民间财富。没有做到创造更多的财富，让政府与百姓双赢。本来王安石的新法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A、青苗法的初衷是，部分农民没钱买种子、农具，政府在此时提供助农贷款，并且在收获季节收取利息。这样做的好处是农民可以增加收入，政府也可以收到利息，增加了财政收入。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之前，陕西转运使李参已经在陕西成功推行。
B、根据青苗法的初衷，在正常年景，多数农民应该是不需要助农贷款的。在荒年的时候，对于助农贷款的需求才会比较多。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青苗法确实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不能有过多的期望。
C、现实版的青苗法，一方面放贷利息高，利息高达20%。这已经是高利贷了。另外，执行中出现了强迫摊派和贫富担保。为了确保穷人可以还上贷款，采用贫富相保的方式。这已经不是理财，而是抢劫了。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了农民破产、逃亡，富人破产的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短期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但是社会总财富创造减少了。
对于熙宁变法失败的缘由，梁启超的评价如下：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关于青苗法的事，我们看看给王安石做传记的梁启超是如何说的。同为变法之人，梁启超对于王安石多有维护，甚至到了只有立场，不顾是非的地步。
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提到韩琦、欧阳修指出了青苗法执行过程中强行摊派的问题。梁启超的说法是韩琦等人攻击新法，好的坏的都攻击，因此他们的抨击王安石毫不在意，不予理会。这是什么道理，只要是反对派提出的问题，正确的也不理会。这不是做事的态度，这是政治斗争的思维。
梁启超提出青苗法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这话是对的，青苗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王安石之前李参也实践了。确实是好法。梁启超说是人的问题，那么是谁的问题。王安石是变法负责人。
梁启超指出了变法失败是人的问题，但是他不认为是王安石的问题，是因为君子们不愿意参与变法。所以王安石只能任用小人，所以变法失败的责任在诸君子。
我一方面理解同为变法之人的惺惺相惜，但是同时也感觉很恐怖。人们为了立场真的可以信口雌黄。
神宗死后，改革派倒台，保守派上台，司马光主政，尽废新法。前面说了，王安石的很多新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执行变法的人。但是司马光也是一个犟驴，谁的建议也不听，只要是变法，一概反对。
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在我看来，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缺乏宰相的基本素养，都太过固执。一直以来，我认为一个人的最大缺点就是固执，固执是一个人的最大性格缺陷，也是能力缺乏的最大表现。
那么怎么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这里小编借用巴菲特的能力圈理论做一个注解。能力圈理论的核心是能力有多大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
首先我认为王安石相对于当时的北宋朝臣还是很有能力的，针对当时的社会流弊提出了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即使王安石才高八斗，变法这个事还是超过了王安石自身的能力。
那么王安石可能的能力缺陷在哪里呢？当时的御史中丞吕诲评价王安石“好学而泥古，不通事务”，看到这个评价后，我第一时间想起了王莽。我的感觉是那些对上古圣贤推崇的人貌似都有些不懂世事。这又让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是曾国藩。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都选择了内方而外圆，选择了和光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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